“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以陶瓷为媒介，通过来自七个国家十余家世界知名博物馆及收藏机构的206件/组代表性文物，讲述16—18世纪的世界贸易和早期全球化中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展览期间，我们将推出一系列的特展细读，通过“策展人带你逛展览”“青花瓷器上的早期中西交通史”“装饰艺术时期的瓷器重塑”“中国外销瓷在欧洲的改装”等主题，从不同视角，为您呈现这一全新视角的贸易陶瓷和跨文化交流特展。
青花瓷器上的早期中西交通史
必须探明有关秦人的情况，他们来自何方？路途有多远？他们何时到马六甲或他们进行贸易的其他地方? 带来些什么货物?……他们遵守的是什么样的风俗习惯？他们的国土扩展到什么地方？与哪些国家为邻？
—— 葡萄牙曼努埃尔一世
尽管在蒙元时期，教皇因诺森四世等曾遣天主教士与蒙元交往，亦有马可·波罗父子等欧洲商人来华，但中西交通随元朝灭亡而中断。此后，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与交流皆经由中东地区中转，直到15世纪末，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改变了这一格局。
最先来华的是葡萄牙人。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的船队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卡利卡特，开辟了欧亚交通新航线。1508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1495—1521在位）派遣船队前往马六甲，并下达指令，要求探寻秦人（Chins）的情况，对于遥远的中国，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
与之相应，曼努埃尔一世对东方货品也充满渴慕，瓷器是他最重视的物品之一。初航印度的达·伽马在返程时即以瓷器香料等物敬献王室。中国瓷器给曼努埃尔一世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他亲自写信给印度总督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要求他每次行程都带回“大量的上等瓷器，所能买到的最好的瓷器”。总督在一封1508年的信中回应“瓷器和这些类似的东西都在更远的地方”，但他会“设法买到一切”。
瓷器贸易贯穿着早期中西交通史，在同中国贸易与交流的各阶段，葡萄牙都订制了特殊的纹章瓷器，这些器物不仅见证了中欧早期的贸易发展，也记录了当时图像与观念的交流，是东西文化间对话与互动的载体。目前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东西汇融：中欧贸易与文化交流特展”，在第一章节汇聚了罕见的早期订制瓷，透过这些特殊器物，几乎可以串联起完整的早期中西交通史，也可以窥见东西方图像交流中的有趣细节，以及当时贸易和宗教文化传播的关系，弥足珍贵。
中欧贸易的展开与最初交汇
1511年葡萄牙占据马六甲，取得沟通中国的战略要地。1513年，若热·欧维士航行至中国，在广州附近的屯门登陆，标志着中葡直接贸易的开端。尽管葡萄牙与明朝的官方交往并未成功，但16世纪20年代起，葡萄牙已建立起以马六甲为中心，连通中国东南沿海的贸易网络，藉由每岁前往当地的明朝海商，以及赴中国东南沿海的私商贸易，经营起中国与东南亚、欧洲之间的贸易。
青花葡萄牙王室徽章纹盘
明正德—嘉靖（1506—1566）
中国景德镇窑瓷器
上海博物馆
青花葡萄牙王室徽章纹碗
明嘉靖（1522—1566）
中国景德镇窑瓷器
葡萄牙梅德罗·阿尔梅达博物馆
传世的首批欧洲订制瓷，如展览中的青花葡萄牙王室徽章纹盘、碗，就是在这个早期阶段订制的。订制瓷是按照特定图像与需求特殊订制的产品，与批量生产的普通外销瓷判然有别。瓷器上绘制的浑天仪是葡萄牙王室的标记，曼努尔一世及其子若望三世（1521—1557在位）均有使用，瓷碗上还绘有葡萄牙王室徽章。文献中最早的葡萄牙订制瓷器记载出现在1528年，马六甲城防司令若热·卡布拉尔在给葡萄牙国王的信中提及：“我向一个来到此地的中国船长，为殿下订制了几件（瓷器），他把瓷器带来了，可是不是我想象的那种”。
青花葡萄牙王室徽章纹碗局部
器物为何没能符合卡布拉尔的想象？这两件瓷器上图像为我们提供了线索。浑天仪绘制并不准确，陶工将浑天仪上的字母简化误写，难以辨识，而葡萄牙王室的徽章更是上下颠倒，完全画错。这是中欧最早接触阶段的订制产品，工匠显然对西方的文字与纹章完全陌生，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误写。但显然工匠已尽力描摹，瓷碗口沿的一圈铭文“AVE MARIA GRACIA PLENA”，意为万福玛利亚，仍可辨识，细看字母，可以发现这些字符完全不是按照字母笔顺写出来的，而是工匠把字母当作图案“画”出来的。这是中国陶工初次接触到西方图像与文字，按照要求描摹的产品。关于中西交流的史料，我们在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传教士的记录，也可以了解利玛窦、徐光启等士大夫层面的交往，而普通中国工匠，初次面对西方图像、文化的反应，并无文献记载。可贵的是，这两件青花瓷器就记录了最普通的中国民众，首次“遭遇”西方的反应，是早期交流的绝佳史料。
私商贸易与“发现”日本
16世纪早中期，葡萄牙与中国贸易的渠道有二：其一是在马六甲、北大年、暹罗等地获取，中国及东南亚商人会越过海湾带来麝香、大黄、珍珠、锡、瓷器、生丝，以及各种纺织品。其二则是在私商的引导下赴闽、浙贸易。1526年福建邓獠指引葡萄牙人“私市浙海双屿港”后，1540年许氏兄弟又引导其“络绎浙海，亦市双屿、大茅等港”。从宁波一带出发，葡萄牙人还在“五峰船主”王直的带领下前往日本，发现了赴日本航线，开始对日贸易。
青花葡萄牙佩索托家族徽章纹执壶
明嘉靖（1522—1566）
中国景德镇窑瓷器
葡萄牙梅德罗·阿尔梅达博物馆
青花葡萄牙佩索托家族徽章纹执壶由安东尼奥·佩索托订制，他是葡萄牙商人与航海家。1543年，在一次航行中，他漂流至种子岛，是最早到达日本，开拓日本贸易的葡萄牙人之一。安东尼奥·佩索托的活动，反映了葡萄牙商人在这一时段的贸易历史，而这件执壶，也是其贸易活动的特殊见证。
私商贸易所引发的矛盾及海盗等问题逐渐引起明廷注意，朝廷遂命朱纨大力整顿海防。1548至1549年，葡萄牙人在双屿及走马溪等战役中被逐出闽浙，贸易重心重返粤海，在广东上川岛、浪白澳等地活动。
青花欧维士1552年订制铭瓶
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
中国景德镇窑瓷器
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上川岛出土瓷片
青花欧维士1552年订制铭瓶由葡萄牙商人欧维士订制。1543年，他曾与费尔南·平托一起开拓日本航线，也是最早到达日本的葡萄牙人之一。在近年调查中，上川岛出土了与此完全一致的铭文残片，证实此瓶在上川岛完成交易，根据法国学者考证，1551年，著名的耶稣会创始人沙勿略即病逝于欧维士在上川岛的家中。这件瓷瓶的订制时间，正是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之前，在广东外海上川岛、浪白澳私商贸易的时期。瓶肩部分两行书写葡萄牙语铭文“ISTO MANDOU FAZER JORGE ALVRZ NA ERA DE 1552”，字母上下颠倒，书写多有错讹，显示此时工匠对西方文字依然陌生。
中欧贸易新阶段
16世纪后半，中葡贸易迎来转机，1554年，广东地方官员与葡萄牙人达成和解，允许葡商前来互市。1557年，葡萄牙入居澳门，获得了稳定的贸易与居留地，贸易自此飞速发展。葡萄牙在前期经营的基础上发展了澳门—马六甲—果阿—里斯本、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墨西哥（经由西班牙人转运），以及澳门至东南亚的多条航线，一时成为远东最重要的中转港和贸易中心。这一阶段开始，运至欧洲的商品数量大为增加，大量销往欧洲的克拉克瓷在16世纪晚期出现，而特殊订制瓷器的数量也开始增多。
青花开光葡萄牙阿尔梅达家族徽章纹盘
明万历（1573—1620）
中国景德镇窑瓷器
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青花多头兽拉丁箴言碗
明万历（1573—1620）
中国景德镇窑瓷器
英国大英博物馆
阿尔梅达家族徽章纹盘由旅居澳门的葡萄牙船长订制，多头兽拉丁箴言碗，外壁所绘多头兽图像与澳门圣保禄教堂外立面石刻上的形象相似，描绘的应该是《圣经·启示录》中的七头十角兽。天使在揭示其奥秘时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希奇”。多头兽两旁书写拉丁箴言“SEPTENTI NIHIL NOVUM”，意为“对智者而言，天下并无新事”，正可与之对应。类似残片见于澳门龙嵩街圣奥斯定教堂遗址，显然是葡萄牙入居澳门后的订制品。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西文书写已经相当规范，显示陶工对西方的文字、图像已经熟悉，双方的沟通颇为顺畅，订制渠道也日益成熟，这是中欧贸易进入新阶段的反映。
青花西班牙王室徽章纹长颈扁瓶
明万历（1573—1620）
中国景德镇窑瓷器
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绘有西班牙腓力二世徽章的长颈扁瓶同样见证了贸易新阶段的发展。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在战争中失踪后，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1556—1598年在位）继承了葡萄牙王位，故16世纪晚期，葡萄牙与西班牙共治，澳门—马尼拉—墨西哥的航线飞速发展。瓷瓶徽章纹样源自西班牙银元背部的王室纹章，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枚塞哥维亚铸币厂制作于1588年的银元，图案即与此瓶十分相似。西班牙在美洲获取大量白银，铸成银元后，经越洋贸易由吕宋以及葡萄牙占据的澳门大量输入中国，换取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以银元背面的图案订制瓷器，见证了这一段重要历史。
贸易与传教：扩张的双重动因
早期的订制瓷器其实数量很少，是颇为珍贵罕见的器物，但有一类瓷器在其中的占比极大，那就是绘有天主教纹饰的器物。
青花耶稣会徽章纹罐
明天启—崇祯（1621—1644）
中国景德镇窑瓷器
英国大英博物馆
前述多头兽拉丁箴言碗绘《圣经》图像，青花耶稣会徽章纹罐书“IHS”和“S”“P”字样。“IHS”是耶稣会的徽号，成立于1534年的耶稣会与16世纪开始的欧洲宗教改革密切相关，当时许多欧洲国家受新教影响，摆脱罗马教廷控制，天主教内部遂兴起反宗教改革运动。耶稣会的建立宗旨之一便是为教皇恢复旧有领地，同时寻找与建立新的传教区，很快得到教廷及葡萄牙王室的大力支持，随地理大发现带来的殖民浪潮前往世界各地，传播教旨。耶稣会在果阿、澳门建立圣保禄学院，由葡萄牙商人提供经费支持。1594年，澳门圣保禄学院正式建立，这件写有“S”和“P”字样的青花大罐，很可能就是为其订制。1835年，澳门圣保禄学院毁于大火，今日仅存教堂前壁，即著名的大三巴牌坊。这件青花大罐，记录了圣保禄学院的往昔历史，弥足珍贵。
青花道明会耶稣受难纹方瓶
明天启—崇祯（1621—1644）
中国景德镇窑瓷器
英国大英博物馆
青花道明会耶稣受难纹方瓶则由天主教四大托钵修会之一的道明会订制，1215年由西班牙贵族道明创立，着重劝化异教徒。1587年，道明会会士在澳门建会院于卖草地，又建圣母玫瑰堂，传播教旨。此外，青花耶稣受难纹高足罐、执壶等都是天主教纹饰的器物，很可能由澳门的教士订制，作为宗教用器，在天主教仪式中使用。
宗教器物在早期订制瓷中的占比完全可以反映传教之盛。事实上，十五世纪末开始的欧洲大航海扩张，除了经济因素之外，宗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动因。正如英国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所言：“葡萄人和西班牙人首先掀起西方征服世界的浪潮，他们不只是为了寻求财宝和权力，而且一心要传扬征服者先辈的西方天主教。”早期的殖民和贸易，往往同天主教的传播相伴，天主教修会，如耶稣会、奥斯定会、道明会则是传教的主力军，传教的经费则多由商人提供。从瓷器上的天主教纹饰、修会纹章，我们可以窥见欧洲大航海扩张双重动因。
澳门的辉煌并未持续太久，到明代末期，葡萄牙逐渐丧失了通商特权与对日贸易，同马尼拉的通商也宣告断绝。荷兰、英国的海上力量则不断壮大东进，在17世纪逐渐取代葡萄牙，成为中欧贸易的主导。此后中葡贸易不再占据主要地位，但早期葡萄牙对沿海港口的开拓，贸易渠道的经营，都奠定了中西贸易与交流的基础。而葡萄牙的瓷器经营，也给古老的中国瓷器带来重要变化，中国陶瓷的对外贸易格局发生改变，欧洲成为最重要的海外市场。葡萄牙特殊订制的瓷器见证了早期中西交通的历史，也见证了一个全新贸易时代的开启。
（撰文丨陈洁）